制度的得利益者

万历十五年,平平淡淡,毫不起眼的一年,却为最后一个汉人统治王朝的衰败拉开了序幕。
本书共七章,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:皇帝、首辅和突出人物。

万历皇帝

从小接受正规的太学教育,以冯保和张居正为主要老师,学习经史、礼仪。九岁登基,可以说是完全在文官体制中长大。成年后,万历皇帝励精图治,想有一番作为,但几次与文官对抗之后,失望不已,自己家事被臣子们粗暴干预,也厌倦了在各种典礼上充当木偶,于是怠政三十多年,使明王朝再无可能复兴。

首辅

万历皇帝的第一任首辅是他的老师张居正。张居正一心想重整赋税,丈量全国田地。虽反对者众多,但以他的名望和权利,也许可能改革成功。天不随人愿,改革刚开始,他便抱恨终天了。

后一位首辅是申时行,善于调和君臣矛盾,使君臣相妥协。他深知帝国有一个特点: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及成败,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共同的习惯是否相安勿扰,否则理论上再完美也不过是空中楼阁,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文官。

文官

为文官者,通常是父祖节衣缩食,寡母自我牺牲,贤妻茹苦含辛,外加个人的聪明和努力而来。

根据家族背景和个人财富欲望,分别可以分为两种:家境贫寒和富裕、用贪和不用贪。按照向揽财致富的社会风气投降程度可分为:大多数在似合法又似非法的灰色地带取得部分额外收入,即保持生活水平又无损于情操;有相当数量的文官搜刮自肥,声名狼藉;有一部分则极端清高自负,一介不苟取于人。

文官如此划归,造成了文官之间的不能和谐,“乡谊”、“年谊”、“姻谊”等小团体又加剧了这种不和谐。文官虽自称公仆,实系主人,又阴又阳。帝国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,而是以“四书”中的伦理道德作为主宰,即便贵为皇帝,其全部言行也都要符合道德规范,而解释权却分属文官。

治国关键不是去解决繁琐问题,而是防止坏事发生。有时文官会以正直作为商品,骗取声望。技术上的争端,一经发展,就可以升级扩大为道德问题,胜利者及失败者也就相应被认为至善或极恶。张居正自信过度,不肯对事实做必要的让步,太理想,不理会官场的阴,死后惨招文官讨伐。张一案结束之后,张欣赏的官员下贬,张不喜欢的官员升迁。

突出人物

古怪模范官僚——海瑞

海瑞奉行传统儒家道德,是当时全国模范官员,但终没看透官场的阴阳之道,履任现职,一身抱负无法施展。文官个体在文官群体中的力量微不足道,不能改变整个体制。海瑞不认为治国的根本大计,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善至美的道德标准,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,行不通就打折扣。海瑞尊重法律,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,体现了有教养的读书人,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。君子何以有志于做官:无非出于恻隐和义愤。

孤独将领——戚继光

将领在明朝地位极低。其着眼于取得实效而不避极端:冲锋陷阵,要求集中全力,对敌人的重点作猛烈打击;退守防御,考虑的是地形险要和工事完善,如不可守就断然放弃;战斗胜利,就一心扩张战果,不为其他问题犹豫。他们把自己和部下的生命视为赌场筹码,必要时孤注一掷。而大多数文官则以中庸之道为处世原则,标榜稳健和平。

武人退役后又会与社会格格不入,人们重视安详的仪表,华丽的文辞,口若悬河的辩才,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,武人所培养的是严格和精确,在和平社会无用武之地。

戚继光和谭纶、张居正的关系密切,使他有机会施展才华,在蓟州任总兵十五年间,初步形成自己的战术——鸳鸯阵。但由于张居正一案,他只能告老还乡,从此明王朝错过了强兵抵御外敌的最后机会。

自相冲突哲学家——李贽

李贽继承心学主张,试图改革儒家学说,如成功可以为我中华点亮一丝人性解放的光芒。可惜他终不敌保守的腐朽众儒,被捕入狱,自尽而亡。李贽一生承受着家族责任带来的压力,仕途不顺,有段时间还靠救济度日,可悲可叹。

制度的得利益者

明王朝以「仁」治天下的立国精神已耗尽了生命力,作者认为,单纯以意识形态约束子民,用道德代替法律的制度,不但将庞大帝国拽入深渊,还使改革者身败名裂、壮志未酬。而在下认为,以当时生产力水平,法律即使完备,其效果未必胜过约法三章。而意识形态的强化,是既得利益者,即文官群体,逐渐巩固自身利益的结果。

每个制度都会有其得利群体,明朝的得利群体是文官群体。文官群体会为了维护自身和家族利益出卖国家和皇家利益,少数逆潮流者改变不了时局。拥有至高个体权利的皇帝,也只能搬出太监去与文官抗衡,能打破这一系统的却是清兵入关。

ChangeLog

  • 2016-02-16 初稿
  • 2019-07-13 润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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